1988年,83岁的冯至编成回忆性散文集《立斜阳集》,在引言中写道:20年代的北京、30年代前半期德国的海德贝格、40年代前半期的昆明——这三个城市曾是我的“年华磨灭地”。相比而言,40年代的昆明,对于冯至显得更加有意义,他的几部著名的作品,都是在这里酝酿创作的。

  1、西南联大

  到1938年年底,昆明已成了当时中国的大后方,内地的许多机构、学校,纷纷迁往这里。许多过去熟悉的或有交往的文化人如朱自清、卞之琳、沈从文、罗常培、杨振声等,也聚集到这里。云南本是个天高、地远、鲜为人知的地方,现在却不同了,大街上经常能碰到北平、上海等地的熟人,甚至一些过去难得见面的旧朋新友,也会在这里猛然遇到。大家在惊讶地打过招呼后,便忙不迭地相互询问离别的情况,叹息离乱之苦,抒发故园之思,总感到有说不完的话。所以初到昆明,并不感到寂寞。有时候也会在这里见到路过昆明到四川或其他地方的文化界人士,如刚到昆明不久,茅盾去兰州,经过这里,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一家饭店为其接风,冯至应邀作陪,当时出席的还有楚图南、叶圣陶几人。次年春,梁宗岱也经昆明入川,顺便拜访了他。几年不见,梁还是那样生气勃勃,那样自信。他们在一起回忆了当年在海德贝格时的一些情景。重逢的时间是短暂的,逗留几天后,梁宗岱便离去了。

  昆明的“新人民”,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平朴、热情,有古代遗风。最初,冯至是租民房住的,但搬家时,男女主人执意不收房租,说:“我们是交朋友,不在乎这点房租,不是因为抗战,平日我们请你们都请不来。”这些话,对于来自千里之外的冯至他们来说,是温暖的、舒服的。在他看来,这个陌生的地方,倒真有点像自己新的“故乡”了。

  在昆明的头一个学期,他仍任职于同济大学及附设中学。但这里的环境很糟,早在上海期间,学校里的几派势力就争斗得很厉害,杨晦由于在课堂上宣传抗日,在进步学生中影响较大,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不得已而离开。他走后,冯至又成了这些人攻击的重要对象。1939年暑假后,他干脆辞去了同济大学的职位,应聘到西南联大任外文系德语教授。

  西南联大由原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组成,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学校共设5个院,26个系,有在校学生3000多人。不少海内外著名的作家、学者在这里任教,如冯友兰、吴晗、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沈从文、李广田等。

  供文、理、法三个学院使用的新校舍坐落在大西门外,校舍简陋但又很有秩序,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一边是课堂,一边是男生宿舍;南区面积较小,全是课堂,中间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实在简易得很,且没有多少藏书,各校迁移时,只有清华大学带了点书,路上又散失了不少。仅存的书也破烂不堪,有的纸也都卷起如狗耳,有的没有封面,但却是珍贵无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粗劣的校舍,倒是与教授们破烂的衣衫、营养不良的面孔相协调。最初一年,冯至感到这里生活安宁,物价比较便宜。但这种状态很快结束,通货膨胀的阴影逐渐临近,并达到高峰。经济系的杨西孟教授曾做过详细的数字统计,得出结论是:教授生活待遇一直呈直线下跌,从抗战初到1943年,生活实值大约从300多元降到10多元。这样,教授就只有靠消耗过去的储蓄,典卖衣服、书籍,卖稿卖字,维持生计了。再不行,便发生营养不足、疾病、儿女夭折等事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教师们也因为通货膨胀而生活困难。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卖文或其他业余工作以补贴生活,也可以说是勤工俭教吧,但仍不够花。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之内。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

  冯至家怎样呢?先是花掉储蓄,后是出卖东西,先是照相机、留声机,然后是跋涉千里未忍抛弃的玻璃器皿,然后是外国朋友送给女儿的玩具,最后是典卖衣服、书籍。疾病也常来光顾。姚可崑自赣县得病后,一直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体温长期在35度左右,冯至也先后得过回归热、斑疹伤寒、疟疾,女儿则患过百日咳和不起免疫作用的各种麻疹……

  尽管生活艰苦,但联大师生们的精神是充实而健康的。重山叠水把昆明与前线相对隔离开来,使他们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读书、思考。而抗战的要求,又激发着他们的精神,激励他们去努力工作,这足以使他们用精神的富有去战胜物质的贫困。同时,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由于大家关心同一个问题,思考同一个问题,自然鄙视虚伪,而崇尚真诚、坦率。在昆明的日子里,不论是从良师良友,还是从短途相遇的路人,冯至都获得了不少力量和启发。他自己说:“这七年内,朋友当中见面时常常谈些文学问题、给我不少启发的,是卞之琳和李广田,常常谈些政治形势和社会现象的,是陈逵、夏康农和翟立林。”卞之琳和李广田是联大同事。夏康农是中法大学生物系教授,陈逵是云南大学英文教授,翟立林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学院,时在联大听课。

  除这以外,他与闻一多也有交往。冯至最初住在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兄弟的寓所。他们寓所后五华山坡下有一个防空洞。一天,防空预报发出后,又来了紧急警报,冯至一家来不及上山,便跑到闻家,与他们一起躲进了防空洞,从此结识了闻一多。闻性情刚直,不拘一格,既能视外面嘈杂于不顾,专心研治唐诗和古乐府,关键时刻又能站出来,充满激情地对外部世界发言,冯至很钦佩他的这种性格。1941年,冯至写了一篇介绍基尔凯郭尔的文章《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闻一多读后大加称赞,找冯至晤谈到深夜。

  除了同事与朋友间的交往外,冯至还认识了不少学生,其中一些保持了较深的友谊。最先接触的是冬青文学社的一些成员,如穆旦、杜运燮等,——后来这两人成为“九叶诗人”的重要成员。冬青社办有《冬青》诗刊,曾向他约稿,他便将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作拿到上面刊载。1940年10月,该社举办活动纪念鲁迅逝世4周年,他应邀去做了报告,讲了鲁迅的为人和精神,很受成员们欢迎。后来,冯至的十四行诗对穆旦、杜运燮等九叶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聚社与他的关系更密切些。《冬青》的主要作者和读者是联大同学,文聚社办的《文聚》则面向社会,它除得到联大师生的支持外,还发表过校外不少社会名流的稿件。冯至曾给他们写过一些杂文。据该刊物的主要编辑者林元说,老师中“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冯至”。冯至与林元也通过《文聚》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关系。1951年,林元参加编辑《新观察》,就是在他的催促下,冯至才最后写完《杜甫传》,按期在刊物上连载。

  冯至还参加过新诗社的一些聚会,在简陋的教堂里,或者在露天的草地上,听学生们自由地交谈、辩论,朗读自己的作品,冯至每每有心理解放的感觉。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读缪弘遗诗》,介绍了其成员缪弘等人的创作,文章写道:

  他们新鲜、活泼,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处在一个既不新鲜也不活泼的社会里。由此他们也更深一层意识到时代所给予他们的幸福与苦难。他们的作品使前一辈的诗人回顾自己走过狭窄的道路而感到惭愧,他们的声音使一些自居为青年导师的人们失去“尊严”,这中间不是隐隐孕育着一个新的趋势、新的发展吗?

  从1940年9月起,昆明城里,防空的警报一直不断。起初大家挺紧张,日子久了,没发生什么事,也就屡见不鲜了。听到警报,在山里时,连躲避也不用躲避;在城里,就找个树林山丘一蹲。许多同事或朋友,常常碰到一起,日子久了,朋友间该走哪条路,谁到什么地方,彼此都熟悉了,有什么事也不必到家,干脆在树林里随便找个地方谈。

  当一个人在树林、在山丘独处时,他有时想: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有多少人、多少城市在沉睡呀。像昆明,这么多的秀山丽水、风景名胜,然而老百姓们却过着深受压迫、贫困不堪的生活,这与周围的环境多么不相称。近百年来,国内发生了不少大事件,都曾一度将它唤醒,但事后,它就又睡过去了。抗战,难道不是一个将人们重新唤醒的机会吗?为了抗战,人们放弃了舒适的生活;为了抗战,人们放弃了相互间的猜忌、纷争。时代是艰难的,但不也蕴含着伟大吗?记得1938年在赣县曾读过何其芳的诗《成都,让我来把你唤醒》:“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有时他真想对着周围也这样喊几声。

  2、林场茅屋

  林场茅屋是冯至毕生难忘之地。那里不仅使他享受了“过去不会,后来再也没有享受过的”“周末清福”,还使他孕育出了一生最有分量的几部著作。

  找到林场茅屋这样一个地方,实出于偶然。1939年暑假后的一天,家住昆明的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带冯至参观了他父亲经营的林场。那林场方圆有20里,四周便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种植着松树、枞树、由利加树等。树丛中有两间空闲的茅屋。吴祥光问,若昆明有空袭,愿不愿意到这里住。他一眼就看好了这地方,觉得好像在心中等待已久似的,便欣然答应了。

  这里距昆明市不算远,出昆明大东门,沿去金殿的公路走七八公里,到了小坝,往前越过左边的菠萝村,顺着倾斜的山坡上曲曲折折的小路,进入两旁松林茂密的山谷,便看到几座连在一起的山。茅屋所在的山,叫杨家山,茅屋附近,有一泓清泉,长年不断,滋养着周围树林。在茅屋百米以外,还有七八间简陋的瓦房,住着林场的几个管理人员。

  过了几天,冯至和妻子、女儿来了。他们在屋里安排下简单的床板桌凳,预备了一些米和木炭、一个红泥小火炉,靠墙摆了几只肥皂木箱,度过了第一个周末。之后每周来住个一两次。1940年9月底,昆明连遭两次轰炸,他们干脆将家也搬到这里,集中居住。冯至每周进城一两次,买点菜,借几本书。当时,联大校方允许教师分担的课集中上,这样,逢有课时,他便暂住在教员宿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

  这真是一个幽静的好地方。没有了城市的喧闹、世俗的烦恼,也听不到防空的警报声,与另外一个世界相对隔离了起来。在这里,自然界的一切充分无遗地显示出来,无时无刻不在与人对话。白天,浓浓的树叶将阳光掩遮起来,只留下斑斑驳驳的影子,夜里常传来几声豺狼和野狗的嚎叫,平添了几分野兴。若是秋天,树林显得萧疏,漫步其中,有身处荒原之感。雨季是山上唯一热闹的时候,清晨很早就被进山采菌子的人吵醒,山歌弥漫,躺在床上听来,似乎觉得生活在童话的幻想中。

  山中有许多小路,冯至和姚可崑经常沿着它们无目的地漫步。这些路也不一样。林子里的路,是近20年来造林的人渐渐踩出来的,处处露出新辟的痕迹,使人觉得没有历史的负担。林外由城里到这里的路,却显得很旧很古,它用石块铺成,从离谷口几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伸出,向这里延伸,随后便消失了。它无人修理,渐渐毁坏着,却似乎处处隐藏着过去的故事。每次从那里走,冯至总感到在走两条路,一条导向现在的居处,另一条引他走向过去。

  林中漫步,也不是全没有目的,有时出发时没有目的,走到路上,夫妇一商量,便有了目的。如他们曾由茅屋出发,信步经过岗头村至沙沟看望住在怡园巷时的房东周先生,归途临时起意,便经菠萝村上山;再如1941年9月,他们走到龙头村,顺道访问了住在那里的罗常培、罗庸和来昆明作客的老舍先生。

  他们也常请朋友们到茅屋来玩。为了吸引他们,事先总是充分夸耀,说住的地方如何如何好,然后问是否愿意去。如人家愿意,冯至夫妇便很高兴。朋友来时,他们往往绕过几个山头去迎接,有时也陪朋友,一起从城里出发,边谈边走,走走停停。渴了,就在林荫下的一口泉井旁驻足,双手掬起清凉的泉水,喝个痛快,那口泉不知流了多少年,似乎永不中断的样子。茅屋接待客人,总给他们奇书共欣赏般的快感。上午高高兴兴将客人接来,下午欢欢喜喜再将其送走,送出门去,还总是不忘讲这里的空气多么新鲜,松林多么葱萃,小草多么朴素,等等,直说得客人点头称是为止。

  最有意思的,大概是林中茅屋的夜读了。这时候读书,总是最沉潜、最高效。屋外有时是星空一片,有时月似泻银,有时是风雨敲打着屋顶,有时传来几声狼的嗥叫。逼仄的房里,木板架起的桌面上,展开几本书,夫妇俩一边一个,对着一盏菜油灯夜读,情绪那样适宜,很快就会进入境界。有时夜深了,两人不期然而然地同时抬起头来,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书自是比往日看得多,思想也比往日丰富。那坦白的山水,朴素的小路、野草,催使冯至去观察、领悟、思考。他自己曾讲过:

  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经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个作家、诗人的创作生命也由此被重新激活了。

  1941年年初,一个冬日的下午,冯至在山下散步,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便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句,回家写在纸上,发现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诗。偶然的开端,一下唤起了内心沉潜已久的人物、事件和意象,他感到:“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

  有时一连写几首,有时写了半首就止住了,过一段时间再续补,这样断断续续,写出了27首。著名的《十四行集》便这样诞生了。这些诗,分别在昆明、重庆、桂林的一些杂志上发表,1942年由桂林明日社出版。由于它们是在宁静的氛围里,在细致的思考、从容的孕育下写成的,其意识的深邃、技巧的娴熟、境界的清纯,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为此,李广田将他称为“在平凡里发现了最深的东西”的“最好的诗人”,指出:“他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散文集《山水》中的大部分篇章,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有的受到茅屋生活的启发,有的则直接写在那里的观察和思索,譬如一棵树的姿态,一只鸟的飞翔等等,这些山水虽算不上名胜,却有一种平凡的美,在平凡中直摄人之内心,有平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这种集中思考写作的状态,大约持续了一年多,不久,它又被打破了。1941年下半年,冯至身体渐渐不适,大病小病不断侵扰。有一次,外面大雨不停,他却在茅屋里发起烧来,多亏朋友翟立林从大东门外租了两匹马,请来在昆明行医的一位同济大学的同学,给他诊治。冯至神志不清,医生和翟立林的谈话也听不清楚。这场病刚好不久,背上又感染了葡萄球菌,它们繁殖很快,不到两天就蔓延开,他只好忍痛下山,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外科手术。由于病的侵扰,出院后,就托翟立林在大西门内钱局街敬节堂巷租了住房,一家人开始在这里居住。之后,有时也去茅屋,但不太经常了。

  林场茅屋留给冯至的印象是深刻的。1986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充满深情:

  但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我们集中居住的那一年多的日日夜夜,那里的一口清泉,那里的松林,那里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却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搬到城里住后,开始接触到更严峻的现实,有的人为抗战而努力工作,也有的人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促使他思考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1942年冬,卞之琳将自己翻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给他看。这篇作品是他年轻时很喜欢的,讲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在一夜之间体验了爱,体验了死。贯穿其中的那种选择的勇气,打动了他,他想到过去一直想写的题材“伍子胥”,觉得这个无界的复仇者不也是一个“旗手”吗?一时兴起,便开始了中篇小说《伍子胥》的写作。它集中体现了冯至在抗战时期的思索,既有现实的印记,又有田园的影子——后者正是林场茅屋生活给予他的。

  冯至抗战初期的3部著作,或是在林场茅屋写的,或者与这段生活有关,他自己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3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写不出来。”

  其实,在现代文学史上,杨家山林场还有另一段因缘,它是与冯至的好友卞之琳结成的。1941年始,卞之琳一直在写一部小说《山山水水》,到1943年,初稿基本完成。暑假后,冯至请他到林中茅屋去住一段时间,集中修改稿件。于是卞之琳就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每日至少一次把冯至家在那里的存米剔除穿孔的蛀虫,三次用他们捡拾的松球生火做饭,自得其乐,工作效率也相当高,到中秋夜,终于写完最后一字。作者虽谦称《山山水水》是失败之作,但由于写作过程与冯至写《伍子胥》巧属有缘,便也十分怀念半世纪前的那“林场茅屋”,特别铭刻当时暂充的那位居停主人。

  3、沉潜

  昆明七年是冯至一生中图书最匮乏的时期,也是读书最沉潜的时期。

  图书馆里的书自是少得可怜,好在外文书籍还有一些,存在外文系资料室里,借阅很方便。德语文学方面有德国科塔出版社为纪念歌德著作100周年出版的《歌德全集》,共40卷。还有几本歌德研究专著,以及席勒、海涅等人的一些作品。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法律系办公室里发现了几十本德语文学书,书的主人是法律系教授费青,因生活困难,不得已把书卖给了学校。这些书在法律系没人看,冯至却如获至宝,差不多成了这批书唯一的借阅者。

  在昆明,读书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兴而至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书选择人的成分很大。在这些有限的书中,歌德方面的资料恰好较多,这重新激起了冯至对歌德的兴趣。1941年春天,他开始在杨家山林场茅屋翻译并注释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他把它同40卷本的《歌德全集》相互认证着读,有时也参照自己随身带的《歌德书信日记选》《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等。那时,他常在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下课后上山,背包里总装着两样东西,一是从市上买的蔬菜,一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其中最沉重的是《歌德全集》。他边翻译、注释,边在重庆出版的《图书月刊》上发表,一直翻译、注释到歌德59岁,因该刊的编者徐梵澄离开重庆,才暂告结束。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系统阅读歌德全集,获得了一些有意思的题目,便写出来发表。这种文章计有《歌德的晚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等。

  歌德一向是他喜欢的作家。早在柏林时,就多有浸染。但那时,感受式的东西多,有意识的思考少。在这些文章中,理性的思考增多了。作者以自己主动的选择,找到了歌德作品中与时代相关联的几个主题,加以评介。

  一是关于事物的演变。在对植物的观察和研究中,歌德发现,任何一种植物,都是从最早的一个“原型”中演化来的,它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变,次第更新,不断提高,社会及人的发展亦如此,浮士德从“小世界”到“大世界”的经历,便是一个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小说《维廉?麦斯特》的主人公的成长,也是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最后领悟了人生的要义。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蜕变并非是轻而易举的,而要经过痛苦的死亡方能完成。这些观点,冯至深有领会,因为“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他也“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求”。

  二是关于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在外有强敌侵略、内有社会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不少人感到了悲观。冯至则从歌德的著作中获得了信心。譬如,他读《浮士德》,就把它看作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歌德把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魔鬼战胜浮士德的传说颠倒过来,使奋斗终生的浮士德在百岁之龄虽不免死去,却因其终生的奋斗、探索而使灵魂得救,升入天堂,宣告了虚无主义魔鬼的失败。冯至认为,浮士德的精神,有点像中国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给人以向上的推动力量;同时认为,代表“恶”与否定精神的魔鬼,有刺激“善”的积极作用。为此,他总结道:“人们一旦从长年的忧患中醒来,还要设法恢复元气,向往辽远的光明,到时候,恐怕歌德对于全人类还不失为最好的人的榜样里的一个。”

  三是关于思与行。歌德的一生,既是不断向外开拓的一生,又是向内深入体验、发展的一生,正如他本人在《自述》中讲的:“永远努力的、向内又向外不断活动着的,诗的修养冲动形成他生存的中心与基础。”冯至特别欣赏《维廉?麦斯特》第二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思与行,行与思,这是一切智慧的总和。从来就被承认,从来就被练习,并不被每个人所领悟。二者必须像呼与吸那样在生活里永远继续着往复活动;正如问与答二者不能缺一。谁若把人的理智神秘地在每个初生者的耳边所说的话做成法则,即验行于思,验思于行,这人就不能迷惑,若是他迷惑了,他就会不久又找得到正路。”他认为这段话亲切而又深刻,对自己是一个有力的鞭策和鼓励,是一条宝贵的格言。

  逛旧书店,一直是冯至的爱好。昆明的旧书店虽没有北平琉璃厂丰富,但也能偶有所获。逛的目的固然在于觅得好书,但过程亦是不可忽视的,那种在一大堆书中挑拣到一两本好书的渴望、兴奋,从一个旧书店转到另一个时的安适、惬意,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体会得到。

  最让他不能忘记的,是青山街的一家旧书店,他曾在这里买到过《圣经辞源》《清六家诗钞》等。前者是一本《圣经》的地名、人名、事件的索引,加有很详尽的注解,对读《圣经》有帮助;后者是清代宋琬、施国章、王士祯、赵执信、朱彝尊、查慎行几人的选集,线装4册,乃日本人印,且有批注。冯至虽不喜清诗,但看看日本人怎样批注它们,也挺有意思。1942年6月的一天,他在这里看到了一套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共2册。到昆明后,一直想搞一本杜诗集,现在终于碰到了,但身上带的钱不够,只得暂时把书放下。过了两天,再去买,书却没有了,他甚感懊丧。归途遇见联大一个熟识的同学,谈及此事,碰巧这同学知道书的下落,书是让历史系的丁名楠买去了。第二天,丁名楠主动找到冯至,将书转让给他。这本书,激起了他研究杜甫的兴趣。

  《杜少陵诗详注》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并不是什么好版本,但却适应了他当时的需要,他觉得杜甫诗中体现的一些精神,对抗战时期的人们是有启发作用的;杜甫的许多感受,与抗战时人们的一些感受是相通的。基于这种认识,他研读着集子里的每一首杜诗,将诗中的地名、人名以及杜甫的一些生平事迹,分门别类地记录在“学生选习学程单”的背面,这种“卡片”共积累了数百张。越读,他对杜诗的精神体会越深,对杜甫的人格越崇敬,并开始有了写一本《杜甫传》的想法。

  歌德和杜甫,是冯至联大时期阅读和研究的重点。选择他们,既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也是时代环境使然。冯至在对这两位作者的理解和阐释中,做到了对时代的“介入”和思考。

  “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每逢搬家,冯至总容易想到郁达夫的这两句诗。由上海南迁,损失最大的恐怕是书。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价值与魅力,眼看着心爱的书必须放弃,心中的情绪自是可想而知了。他精选了再精选,带走了一部分,由上海到浙江金华,又到了赣县。在赣县,觉得前途茫茫,不能继续将它们拖来拖去了,就分成三批,一批寄给长沙的徐梵澄,一批寄给成都的陈翔鹤,余下的几十本随身带着。这些“幸存者”,既是他四处奔波的负担,又是他不可缺少的享受。

  到昆明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这些宝贵的书安置好。书架自是没有,书橱更是妄想,没有办法,只好从杂货店里,两角钱一个买来几个装肥皂的木箱,靠墙摞在一起,便成了所谓“组合书架”,几十本书空荡荡摆在那里,虽不气派,却也并不寒碜。夜晚,从这“组合书架”上抽出本喜爱的书,对着昏黄的菜油灯,便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常读的几本书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里尔克的诗与书信、尼采和基尔凯郭尔的著作、陆游的诗,以及鲁迅杂文。

  尼采和基尔凯郭尔都是被称为畸人的思想家,一个是孤独的漂泊者,太早太强烈地感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和危机,呼唤着生命和精神的到来;一个是社会的反抗者,不屈不挠,永不妥协。一个因神经错乱与世长辞,一个在哥本哈根街上散步时昏死过去。他们都对庸俗、虚伪恨之入骨,给予无情的鞭挞与批判,使他们那个时代的伪善者和乡愿们活得不那么舒服。在一个夸夸其谈、散漫无形的世界里,冯至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认真的为人和存在的决断,体验到了生的意义与死的价值,获取了对人的存在的本质的认识。

  里尔克,这位他精神的偶像,如今仍是忠实的思想旅伴。抗日战争刚开始,他就将在德国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从行箧中拿出,加上序,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借以鼓励在战乱年代学会沉潜与忍耐的青年朋友们。在序中,他曾这样写道:

  可是他告诉我们,人到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一个个的人在世上好似园里的那些并排着的树。枝枝叶叶也许有些呼应吧,但是它们的根,它们盘结在地下摄取营养的根却各不相干,又沉静,又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这样,自然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种种的问题,和我们的始祖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

  在冯至那里,里尔克的作品像荒漠中的一片绿洲、干渴时的一股清泉,使他在迷茫中沉静下来,忍耐住一切的烦扰;使他想到,还有人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中努力工作,以自己独立的“生存”,担当起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命运。

  昆明期间,冯至读书并不是太多,但举凡读过,总能沉潜而入,洞微烛幽,获得深的洞彻和领悟。沉潜,使他避免了从书的表面、从人生的表面滑过去。后来,他自己也说——“我在昆明读的书不多,那些书的作者却对我说了些真心话,话的种类不同,有过时的老话,有具有现实意义的新话,有的给我们以教育的,有的给我们以慰藉,如今我们怀念和它们的交往,也跟怀念当年与朋友和同学们的交往没有两样。”

  4、对于时代的批评

  在抗战那样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以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做出自己的选择。冯至没有像闻一多那样,振臂一呼做狮子吼;也不像有些作家,直接为抗战写作。他沉静、坚忍、善于思考的性格,使他选择了一种更超越也更深邃的精神探索形式,去参与时代的巨变与抗争。

  最初,他从质朴的原野、路边的小草、空中的飞鸟、普通人的作为中,看到了平凡中蕴藏着的执着与承担;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如杜甫、歌德等身上,吸取精神的力量;从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中,探索自然演变的脉络和生命存在的根底,体现了一个智者对现实从容、清醒的观察,也体现了一个仁者博大、进取之心。当然前者分量更多些。

  对这段探索,这种对时代的“介入”方式,有人持保留意见。包括冯至本人,也曾为此感到内疚。其实,每个人都会以他的个性参与时代。冯至并没有逍遥于时代之外,而是坚持以灵魂来倾听这世界的,他只是以内向的方式,企图唤起那些或沉睡,或麻木,或浮躁的灵魂,让每个个体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与义务。当然,不必夸大这段探索的意义,但也要恰当地理解它在当时的作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战壕里仍不放弃他纯哲学的探索;在被俘时,背包里仍放着杰出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的手稿。不能说他逃避时代,他是以他的理智和良知独立维系并保持了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精神活动的意义不在选择了什么,而在选择的多样化,在选择的本身。

  1942年以后,接触现实多了,他冷静、沉守的状态有所打破,开始用更直接些的方式发言。不过,这种直接并没有冲出精神的思考的范围。他写了中篇小说《伍子胥》,寄托了自己对勇敢、意志、决断的呼唤,——冯至本人讲,这是他由“田园”转向现实的桥梁。之后,又写了一系列杂文、随笔,表达自己对时代的理解。

  当时,昆明出现了一些时尚性的小型周刊,如《生活导报》《春秋导报》《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这些周刊的撰稿者大都是昆明学校的师生和文化界人士,冯至写的这些稿件,主要发表在这些杂志上。

  1944年,冯至还应编辑熊锡元的要求,为《生活导报》编了十几期副页《生活文艺》。副页第5期,是他精心设计的“诗专号”。他在页首辑录了一些论述诗的文字,称之为“关于诗”,有的片断是摘录别人的,有的是他自己写的,但都代表了此期他对诗的理解。他从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摘录了这样一段话——“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从纪德的《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中,他摘录了关于“象征派”的片断。冯至自己写的片断,主要是希望写诗要朴素、现实,不要装模作样。其中有这样一段:

  启蒙时期法国的思想家兼文体家服尔德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德国浪漫派代表诗人诺瓦利斯说:“形容词是诗的名词。”这两句话说得都很极端,里面却各自含有一些真理。但是在一个生疏的、不真实的社会里我们宁愿推崇服尔德的话。

  由于约稿、编辑方面的缘故,冯至与一些学生有了往来。《生活导报》的编辑中,除熊锡元,还有傅道生也常来他家。40年后,傅回忆道:

  ……由于我最年轻,20不到,跑腿组稿的事大多是我干的。经常到您(冯至)敬节堂家中来组稿取稿的是我。我至今还记得您文中提到的那口井,那扇门、那个院子。您总在右边的屋子接待我,我常在那儿遇到卞之琳先生,他坐在一张低矮的圆桌子前打字。我忘不了姚先生的热情招待。她当时在中法大学教第二外语,所以对我这个中法的学生更加客气一些。我也忘不了你们的女孩,有时由她来开门……

  当时,昆明“联大”“冬青”文艺社很活跃,经常邀请著名学者、文艺名流参加活动。早在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4周年,冬青社的杜运燮、林元就邀请冯至去演讲,冯至说了自己对鲁迅的认识。

  冯至也积极支持社团办的刊物,他的《十四行诗》,还有部分散文、小说、翻译,都发表在文艺社团办的一些刊物上,被称为“发表文章最多的”。

  当时,在冯至家里,还搞着定期的文艺聚会:

  我记不清是在1943年冬呢,还是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也许是由于地点适中吧,选定敬节堂巷的我们的家。那时我们早已从翟立林为我们租的那两间房迁入房东另一个院子的北房三间。房屋陈旧,但比较宽敞。于是每星期在一个规定的晚间,大家聚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这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那时闻一多、卞之琳正协助英籍教授白英(R.Payne)编译“当代中国诗选”,他们有时用我们的打字机誊录译稿。我不记得这聚会举行了多少次便结束了。只记得后来徐梵澄来昆明住在我们家中,他曾向冯至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

  这一时期,冯至写的杂文和随笔内容大致包括这样几方面:

  一类是对民族生存方式的反省和批判。抗战,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被唤醒,是一个历史转变的时刻,它的可贵精神得到张扬,一些流弊和劣根也随之出现。在《认真》《空洞的话》《传统与“颓废的宫殿”》《这中间》《阿果尼》《决断》等文章中,冯至列举了种种有害时代的弊端,诸如空洞的言语、虚伪的行为、敷衍的办事态度、颓废的盲目伤感、浑浑噩噩的生命、优柔寡断的性格等,而推举认真、真实、决断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方式。

  在《认真》中,冯至先列举了种种漫不经心、含含糊糊的不认真现象:桌子的腿不一般长,壶嘴里往往倒不岀茶水来,一本漂亮的书里满是错别字,一本叙述民间疾苦的书的封面上印的琵亚词侣式的充满世纪末情调的黑白画……所以这样,他认为是因为制造者的儇薄和缺少爱心。冯至赞许的是一种认真负责的为人态度,这种认真负责不是人们通常讲的强迫式、他律式的完善,而出于内心的自律和存在的强烈需求:

  我爱慕那些认真的人。据说王羲之写字时,若是发现有一笔放得地位不妥当,他当时所感到的痛苦便像是瞎掉一只眼,失却一只臂膊似的,感到生命有一部分残缺了。《檀弓》里曾子易簧的故事是很感人的,这故事常常使我联想到一个法国诗人临死时的一件事:那是Felix Arvers,他卧在医院里的床上,他正在平静地死着,看护他的修女以为他已经死去了,便大声向外边叫喊,寻找一些东西;但她不是受过教育的女子,有些字音说不准确,把Corridor(走廊),说成Collidor了。这诗人于是把他的死往后推迟了片刻,他认为是必要的,就是向那修女讲明,并且纠正她,说这个字中间有两个字母是两个“r”,而不是两个“1”。里尔克在他的小说《布里格随笔》里记载了这段故事,他说:“他是一个诗人,他憎恨‘差不多’;或者这事对于他只是真理攸关,或者这使他不安,最后带走这个印象,世界是这样继续着敷衍下去。”——如此痛苦地认真,是由于爱:王羲之爱他的艺术,曾子爱礼,那法国的诗人爱他的语言……但世人往往认为这样认真是不必要的,多余的,甚至是可笑的。现代哲学家雅斯丕斯曾对此说过这样的话:“任其自然,觉得事体不关重要,是走向世界从内心里破碎的道路。”——在事事不求认真的社会,真使人担心要走向这条可怕的道路。

  在《决断》中,他以米勒和王羲之为例,说明决断之意义。米勒画画,虽饥寒交迫,但始终不渝;王羲之在转折关头,毅然解印去官,这都是决断。他指出,当人面对着引向不同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道路,孤单地考虑着自己应该走向哪条道路的时候,才会体验到作为一个人的艰难的意义,等到他决断了,勇敢地走向一条,那时他所感到的生命光彩,已不是一个动物或一个原始的人所能感到的。在这些文章中,认真和决断,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冯至实则是通过对民族劣根性的审视和对“认真”“决断”等品格的倡导,呼唤民族精神的觉醒。

  一个民族在存亡的关键时候,不但要从自身寻找再生的活力,还需从外部寻求激发力量的火种。冯至的另一类作品,是通过评介一些杰出的国外思想家、作家的思想和行为,让人们在抗战最艰难的环境中,学会忍耐,学会忍住现实为将来工作。这种忍耐在他那里不是委曲求全的意思,而指个体执着地默然地承担。

  闻一多对《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曾大为赞赏。在这篇文章中,冯至介绍了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的生平与追求。他一生不与庸俗妥协,坚信自己的学说,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描述成“根本是中庸的、考虑的、没有深情的,在兴奋中沸腾一下,随后又在漠不关情的状态中凝滞下去的时代”。他强调要克服一切内外的考虑,勇于决断;要超越虚无,去寻求生存的本质,人的地位与价值。冯至写道:“我们在百年后,万里外的中国若是听得到一点这个呼吁的余音,应该做何感想呢?”在这篇文章里,冯至特别强调了“个人对时代的担当和责任”:

  公众把一切的“个人”溶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最靠不住,最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任什么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个人”,都是一些把握得到的具体,所以它们能够有责任心、惭愧心、忏悔心,——这些,公众却都没有。

  但是,无论什么人投到这公众的海里,便具体的化为抽象的,真的化为虚的了。多少人在岸上时,是冰炭一般的不同,可是一到这个海里,就冰也不冷了,炭也不烫了。这真是“平均一切”的理想的境界!它是一切,也是虚无,它有上帝一般广大的神通,而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也应有的一点责任感。于是有些人看着它,像是小孩子看见一个肥皂泡一般,不由地起了好奇心,就是一个村童也可以拿它玩一玩,一个醉鬼也可以拿它耍一耍了。

  这一时期,冯至评介的思想家和作家,有尼采、基尔凯郭尔、里尔克、奥登、茨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都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和品格的人,都是超越式地洞察历史和预见未来的人,冯至希望用他们的言行,来唤起社会和公众的良知和感悟。

  或许出于对这些人的过分专注,或者出于对世俗的偏激态度,这些人身上极端个人主义的东西,他似乎忽略了。

  抗日战争渐渐接近尾声。1945年8月10日晚8点多钟,外边下着雨,邻居过来告诉冯至,刚刚听过广播,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协定提出的条件,同意投降。这消息太突然了,他唯恐有误,就撑开一把伞,走到街上,四处一片静寂,只有几个行人匆匆走过,与往日没什么两样。他开始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迫切地想获得证实。等了半天,依然没有任何异样,就想到市中看看。他在巷子旁的杂货铺里买了一只洋烛点上,沿高低不平的路向前走去。终于,在一家报馆门前,看见已贴出最新印出的报纸,“日本已于今日投降”几个大字赫然在上。一颗心终于踏实,一股难抑的兴奋涌上心头,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欢呼声。等待已久的、设想过若干次的胜利,就这样到来。14年既短暂又漫长的忍耐,如今终于有了交代,冯至止不住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和平。抗日战争烽火刚息,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这使刚刚松了一口气的中国民众,感到吃惊而且愤怒,昆明的文化界、教育界掀起了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风暴。

  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校自治会,在联大新校舍的“民主草坪”上联合举办时事晚会,反对内战,呼吁民主与和平。当师生们开始演讲时,国民党军警开枪开炮进行威胁。师生们被这卑劣的行为激怒了,第二天开始了罢课示威。形势日益严峻,一边是不屈的师生,一边是军警、特务的高压。终于,惨案爆发了,12月1日,大批军警、特务,携带武器,强行进入联大等学校,打砸校舍,殴打师生,动用了手榴弹和刺刀。最后,竟将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明卫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杀害,另有多名师生被打伤,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四烈士的死,将全国各地的反战情绪推向高潮。次日,昆明市的工人、农民、店员、职员,共达15万人,潮水般涌上联大灵堂吊唁,冯至也参与了这行列,并以难以抑制的情绪,写下了著名的《招魂》一诗,副标题为“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忘却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咱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诗写好后,冯至将它写在一张从赣县带来的竹纸上,送到烈士灵前,后来它被镌刻在“四烈士”纪念碑上,成为永久的纪念。

  昆明生活,构成了冯至一生经历的重要部分,留给他毕生难以忘怀的印记。他曾讲: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摘自王邵军:《生命的思与诗——冯至的人生与创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P112-134)

  (来源:山东财经大学)